政法综合权重是目前我国执政党的职能与国家职能高度合一状况下必须纳入研究范围的一个指标。
综上可知，在《依法治国决定》、《立法法》(2015)前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开展多项旨在符合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原则的实践，并自2012年至今的5年期间，已然形成政法惯例。宪法变迁的意义射程远超宪法修改、宪法改革。
宪法解释是权威机构对宪法条文的解释，实际改变了其原来的意义，监察体制试点改革显然不属于宪法解释。与监察委员会职能密切相关的有：人身自由(第37条)、人格尊严(第38条)、住宅不受侵犯(第39条)、通信自由和秘密(第40条)等。宪法修改(constitutionalamendment)一般是指成文宪法明确规定的、由特定机关和/或全体国民依照严格的程序、对宪法典条文进行的调整、补充。不过，若穷尽宪法解释之技艺，在改革背景之下，对全国人大法律的部分补充和修改权力，以及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自定法律的修改权力，内含可以授权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之意，也不是完全不合理智的。如同许多成文宪法国家一样，宪法典文本确认的宪法变动唯一形式就是需要经过严格程序的宪法修改。
(4)《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2014年8月31日)。因此，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次宪法层面上的授权，作为其可以对宪制改革试验进行授权的政法惯例基础，并不是充分正当的。在我国现行宪制中，制约者与被制约者政法综合权重大体相等的状态称为制衡。
所以，处理好这对关系的要义有二：一是强调无论何人，其合法的权利都应该受到有效保障。香港有关法例规定，该委员会的17名委员由社会各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知名人士组成，行政长官任命。香港有关法例在赋予廉署广泛的调查权的同时，为了防止廉署滥用权力，也针对它自身设置了完备的监察制衡机制。二、拓展和利用现行宪制本身设定的监督制约形式 国家新的监察体制形成后，我国现有的监督制约其它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路径，几乎都可以用来监督制约监察委员会。
所有刑事投诉均须知会律政司司长，由其决定应否由廉政公署或其他执法机构调查，廉署必须就调查结果向律政司司长及审查贪污举报谘询委员会提交报告。所有历时超过1年或需要动用大量资源的个案调查之进展。
但相对而言，这不算特别大的弊端，因为它无关乎公民的生命和人身自由等最基本的权利。其中13名是非官守委员（社会贤达、民间人士），4名官守当然委员。但是，对监察委员会这样位高权重而又直接掌握和运用国家强制力的新型国家机关来说，上述监督制约路径中的具体形式很可能过于简单，需要增加新形式。制约与制衡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种不同力量运用状态。
说到此处，极可能有人提出质疑：监督、制约已有不少，你还欲使之更加强有力，果若如此这般，监察委员会还能建成权威高效的监察体制吗？ 笔者的回答是：能。为防止过犹不及的情况，强调以下三个价值判断至为必要： 1、被监察者权利的保障与监察者权力的运用具有同等重要性，两者在实践上应当协调实现，不应片面强调其中一方而牺牲另一方对于具有定石作用的总则，该给予何种评价，还是应该要回到法典化的必要性，也就是从民法典兴衰起伏的整体经验出发，看看法典化究竟还是不是一种普适的路径。从揭橥私法自治理念的观点来看，基本原则中最具定石效果的还是继受《民法通则》的第2条，宣示民事法律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就私法自治的第一维而言，特别是面对国家对社会方方面面普遍进行管理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和其他公权力主体如果以不行使高权，也就是以平等主体的方式与人民互动，同样可有民法的适用（仍属公法关系的行政契约或行政委托则不属此），可为国家推动现代的治理打开很大的空间，已如前述。
大陆则从这个世纪初掀起了在民法典中特别突出人格权的主张，不仅独立成编，而且突破20世纪民法典的格局使其居于各分编之首，引发极大的争议。这些见解主要针对的是部分民法学者过度强调民法源于历史的独立性，认为其规范内涵的自发、宽泛与多元，不应受限于后发的宪法。
不过进一步思考，总则内含的体系思维，对于分编的走向无论如何仍有其定锚作用一各分编应尽可能在规范抽象度上达到仅次于总则的程度，且相互间应呈现某种有机的组合，而且总则所要总的规则尽管提取自下层各分编的规范，从而难免因为分编内容或组合方式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从民法典要力求结构严谨科学的目标来看，外部体例的不逻辑就是很大的缺陷，而且从法典施行第一天开始就要面对内在体系严格的批判，能避免还是以避免为宜。
无论如何，即使都只在法典中得到确认，以何种形式落脚，仍需要不少讨论。甚至在法理相通的情形下，借鉴不同领域的概念或规则一一比如行政程序法对民法典的借鉴。因此侵权责任法既不被期待是完整的民事侵权责任法，也失去了为私法自治定错、为不断变动的社会储存规范、减轻特别法不断相互复制规则以及提供法律专业类似基本文法规则的教材的功能，而更倾向于一部较为实用（如果能不断修改）的部门民法。《合同法》似乎只是民法典先期到位的一个分编，类似国民政府时代的分期立法，果然到了2002年全国人大就作了10年完成民法典的宣示。事实上从民法总则草案有关立法方式的说明，即已显示立法者要的不只是既有各法的汇编，而是建构一部体系井然的法典。总则中的基本原则和民事权利、民事责任各章的规定，往往即给人这样的感觉，比如自愿原则本可以从法律行为核心的意思表示反面推论出来，遵守法律、不违背公序良俗等，从法律行为章排除其效力，也可反面推论，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的规定更多属此，总则不作任何规定，也不会有何不同，其提取即属多余。
民法学者所强调的独立性，如果指的不过就是立法技术上的一种抽离，并非有意在意识形态上自外于宪法，而宪法学者所强调的宪法自觉，也不过强调民法不能自外于宪法，未必要民法典去承担宪法课与国家各种公任务的达成'这场争论大概也可以就此化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营利和非营利法人之外，还有特别法人的专节。
这其实只说明了公法人的概念还不十分明确，台湾地区有关公法人的法制整备以及教义学的定位也不成熟，比如工商团体到底是公法人还是私法人，学者就有不同见解，多数情形是由实务逐渐厘清，法律上公法人定位比较明确的只有农田水利会，以及2011年制定的行政法人法。但让民法总则去承担厘清公法人身份的功能好像也不是好办法。
另外一个规定则是第9条有关保护环境的原则，原草案还另在有关权利行使的章中有一条遥相呼应，终未纳入，此一原则相信是呼应徐国栋教授绿色民法典的思维，从中立原则出发，会认为包括环境政策在内的各种反映时代思潮的良善政策仍应留给特别法去规定，以贯彻民法典仅就平等主体间的基础关系加以规定的结构性原则。提出括号前的方法随着德国民法典也被许多民法典使用，有些情形甚至已经比德国民法典操作得还要到位。
此处或许反映了立法者对于明文授权的担忧，不过民事法官终究还得作出裁判，因此要追求真正的稳定，还须靠法学教育和法教义学的深耕、法院审级的金字塔化。又按所谓潘德克吞模式的提取公因式方法制订民法总则，以统率其他各编，如果其他各编在整体法制上并不具有相对的原则性地位，以及在规范抽象度上相对更高，逻辑上如何作为总则用以提取公因式的基础？足见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虽未明言法典在整体民商法制中的普通法定位，而把必须个别考虑公共政策、在民事关系的某个环节去作特别规定者，保留给特别法去调整的意图，此一定位的抉择已经呼之欲出。提取公因式以形成有机组合 至于总则该放进哪些规定，争议相对较小，整体而言，它和开风气之先的德国民法总则在结构上相去不远，权利义务和法律行为的主体是一个重点（第2、3、4章），民事法律行为（第6章）加上相关的代理（第7章），条文数虽少于前者，仍应该算是真正的主轴，另有关于时效的规定（第9章）及技术性的期间计算（第10章）、附则（第11章）等，足可凸显私法自治作为民事基本关系的大原则。则后面又有债和物的分编，不论政策上采无因或有因，但至少以负担为法效意思的负担行为不能发生处分的效力。
最不好处理的，恐怕是十几年前就开始的人格权讨论，人格权的私权化早从20世纪初期就已经确定，只是对于个别人格权以外要不要肯认一般人格权的存在，德国、瑞士民法各有所好。宪法和民法典散发的都是自由主义的理念，一则规范国家，二则规范社会，反映启蒙时代的乐观主义和对自然秩序的信仰，后来虽然时代已大不同，许多同样追求现代化的主权国家，仍然会在制定宪法的同时制定一部民法典。
因为在范围上作了界定，从交易的公平到作为交易前提的市场参与者（主体）、交易目标的资源初始分配乃至基于公共政策考虑对某些交易行为的管制，全都放进去作系统化的编排，尽可能用一个法律解决所有相关问题，或至少可以明确联结其他法律，以方便机关的执法、司法和民众的用法、守法。以自然人和法人统摄财产和身份关系的主体，法律行为统摄其行为，虽于身份关系较为勉强，在一百年前的德国民法即因此备受批评，但总则的实践仍显示其面对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各种新型法律关系所储存规范的重大功能，应可认为已经通过考验。
不像法学阶梯体系把人法放在物法之前，潘德克吞体系是按普通（lex generalis)特别(lex specialis)的关系来决定先后次序，完全没有人文物文的考虑，以德国民法典的五编而言，亲属继承编既以特定亲属间的财产与非财产关系为规范对象，自然放在处理关系不以特定亲属关系为限的债、物二编之后。在各法之外补上一个总则，除了体系上的提纲挈领外，对当前大陆迅猛发展的经济另外还有一个深层的意义。
但规范民事关系、追求对等正义的民法不像刑法，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不能预设民法典的体系已无漏洞，司法者依宪法既有给付审判的义务，如果确认民法有漏洞，又没有习惯可供引用，则再不被信任，也只能找出填补漏洞的方法作成裁判。但当管制与自治还处于替代性的高度管制（压缩自治）与解除管制（高度自治）的循环时，对于德国模式的民法典而言，都还应付裕如，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波对民法典社经模式落伍的批判，并没有太大的影响。2004年由徐国栋主编的绿色民法典——依编、分编、题、章、节、目的体例，各分编自起条次，共得序编、人身关系法（自然人、法人、婚姻家庭、继承）、财产关系法（物权、知识产权、债总、债分）、附编及尾题，共5333条，有高度创新性。各版基本上都作了大部分的整合（既有法）和消化（外国法典)的工作，只是梁版传统，徐版浪漫，王版中庸，可谓各有千秋，漪欤盛哉。
民法典的原则取向风格，到了侵权责任法再被问题取向（casuistic)风格取代，医疗责任、环境责任这些必须结合相关行政法来形成完整要件的侵权责任，其背后的公共政策思维，多大程度上可以抽象化为普通法内过错责任的例外，同样不够清楚。对于民法典这样几度浮沉，从解法典又转向再法典化的转变，已有多场国际研讨会从不同观点加以分析、解释和评价，大体的共识是：民法典的形式与功能确已大幅改变，但至少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既是国家治理达到一定境界的象征，也是有利于继续自我改善的开始。
因此如果从继受罗马法的古典民法本来就有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微出发，把环境作为私法自治第四维，虽未见于其他民法典，好像确有新意，只是这里所谓原则和其他偏向指导交易的规范原则不同，比较适合作为民法典中某些权义发生法定变动规定的解释原则，即使目前尚无法从各分编中提到总则一一如曾世雄教授所建议的在法律行为外也对事实行为等作统摄性规定，似仍可从各分编这类规定中推导出来。再就是法律专业的教育，如果基础的教育终究只能传承钓鱼的技巧，而非直接授予几大桶鱼，则其重心必然就是体系的基本思维。
对混合经济体制（mixed economy)和法治的关联性，在大西洋两岸都有不少深入的研究。每个法都尽可能完整处理相关的问题，由不同机关负责执行。
